王峰 | 人工智能：技术、文化与叙事

作者简介

王峰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美学、解释学美学、西方现代文论、科幻小说、后人类文论、人工智能美学等。

本文原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摘要：近年来,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不可否认, 它也造成了对既有文化的冲击。文化相对于技术来说是落后的, 但任何文化又都以技术为基础, 技术变革, 则文化变革。在文化变革中, 叙事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在人工智能这一重要变革中, 科幻叙事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科幻叙事与实际技术发展并无实质关联, 它更多地影响了社会叙事中的未来想象。这既有积极意义, 也有消极影响。澄清人工智能社会叙事的泡沫成分, 对于当下的技术发展是有益的;同时, 叙事本身对于文化调适也具有积极的效果。叙事在激进的技术与保守的文化之间, 起到沟通和调节的作用。

关键词：人工智能、社会叙事、科幻叙事、文化变革

一、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的冲突关系

人工智能必然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现象, 虽说这一技术早已出现, 图灵在1936年就发表了《可计算的数》, 从理论上探索了这一可能性, 1950年的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更是奠定了人工智能的理论基础, 但它并不叫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而叫智能机器 (Intelligent Machinery) , 这一词汇的重心其实颇有意味地落在了机器上。1956年, 达特茅斯会议最早打出人工智能的旗号, 我们往往将其视为人工智能的初创。机器包含着人工之义, 又隐含粗重的形象。在大机械工业时代, 机器的粗重外表与人工是合二为一的, 而在计算机兴起之后, 程序设计越来越精巧化, 人工一词也同时包含了粗重和脱离机器的精巧化两个方向, 这样一来, 智能机器一词无疑限制了后一方向的表达。人工智能这一概念的巧妙之处在于, 这一词汇的重心落在智能上, 而人工一词的重心更多落在脱离机器的精巧化方向上, 这就从词义上引领我们从机器转向大脑的模仿, 这恰好是近年来技术不断由外转向内的趋势和贴切的描述。在“人工智能”这一名称当中, 人工与机器的粗重化形象相脱离, 更多地与模仿大脑的精巧化相结合, 这一重心的转换既是技术方面的, 又相应唤起了文化想象, 并调整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关联, 使其相适应。如果我们把智能依然看作一种机器式装置, 这实际上是以现代人类主义为思想背景, 排斥机器作为智能的可能性, 表面上可能表达了智能形式的勉强让渡, 其实质是对人的智能的再度强化。只有在人工智能这一技术和文化形态中, 我们把机器的内涵弱化, 将其改造为机器向人的可能性跨越, 才可能走向新方向。

人工智能当然是人创造的, 无论模仿程度有多高, 必然不是人本身。机器是人工的, 在文化当中往往指人造的机械, 它不具有自主性。然而, 人工并不完全归结为机器, 也可能成为脱离机器的程序, 这就是人工智能相对于智能机器多出来的方向。当我们谈论人创造机器、创造植物的时候, 我们在这样的制品当中, 其实已经加入了某种突变因素, 成为一种新的形态。这在人工智能这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按照图灵的看法, 智能机器是对人类智能的模仿:¹“我们建立‘思想机器’的一个方式就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 并尽力用机器来代替他的各个部分。”² 可见, 图灵提出的智能机器, 从其思想来看, 其讨论的目标是通用型智能机器, 其含义与目前的人工智能更接近。这里我们看到, 人工智能实际上是对人的智能形式的特殊表达, 在这样的词语转换当中, 已经展现出了新的文化特征。人工智能走向了与人的智能的并列, 它不再仅是一种机器, 而是一种与意识相似的复杂形态。我们看到, 任何一种技术的进展都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上, 它还表现在文化观念的适应和调整上, 而这一点在起始阶段往往被忽略。社会批判理论对现代技术的警惕是对技术发展的负面因素的批判, 从根本上说, 文化与技术之间必然是相互适应的关系, 技术系统的进步必然引起文化的变迁, 只是文化更复杂, 它从多个方向上表征我们的生活, 构筑生活的意义, 因而, 它也存在着与技术发展相游离的情况, 但从总体上看, 两者是相互适应的, 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总是包含着文化的各种调节, 形成一个融洽的整体。

在技术和文化的调整过程中存在一种有趣的情况, 文化往往被我们视为滞后的, 但回望所有的技术发展就会发现, 每一种主要的技术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而是几经波折的。人工智能无疑是目前最具有冲击力的技术, 它必将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活, 甚至在其中发现所谓人类终结的可能性, 并且为它感到恐惧, 它是我们人类最后的发明,³ 此后世界可能彻底被人工智能所接管。这一技术发展真的像我们目前所看到的那样, 必将一往无前地向前发展, 不可控制吗?我们人类必将走向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悲惨未来吗?我们暂时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反省一下我们提问的方式。奇特的是, 在这里, 我们假设人类是短视的集体, 只能沿着短视的方向前进。在某种短期行为中, 这是可以理解的, 就像勒庞所说的, 在短时间内, 个体数量越多, 越容易出现丧失自我的特征。⁴ 丧失自我的状态必然会产生威权统治, 这种威权统治相对于民主制度来讲, 总是会显得强有力, 甚至可能在很多情况下击败民主制, 因为民主商讨机制不具有迅捷有效的威力。明智的威权君主可以最大化地调动整体的力量, 可能造就更好的结果, 但是问题在于, 这样的局面难以持久, 因为它依赖于个体的决断。民主制度可能表面上迟疑, 没有强制力量, 但是, 它可以防止坏的方向发展, 而一个威权制度却没有这样的防范机制, 所以它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短期内, 人的行为常常显现群氓特征, 而这种群氓特征给当下的观察者一个强烈的长久印象。但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就在于, 所有人群沿着一个道路迸发出他们力量的时候, 总会有掉队者, 或冷眼旁观者, 他们在群体急速行进时无法施加反向作用, 但他们会观察, 而且群体总是会在某个时候慢下来, 向回看走过的道路是否正确, 这时掉队者和旁观者的观点就显得弥足珍贵, 最终, 导致群体逐渐变成理智者。反照历史, 无论整体多么疯狂, 整体意识多么齐一地拥护威权制度, 最终总会走向公共商讨, 当然前提也是有的, 就是没有大规模战争。这是人类社会状况的特殊性, 不能仅从某一个短期情况来判断, 拉长一点时间段, 我们还是会发现社会特征其实是理智的平衡。当然, 在人工智能方面特殊的情况是, 每一次技术升级都带来技术发展的加速度, 而这种加速度导致技术与文化的间离, 从目前的网络技术与文化也能看到这样的间离情况。一种新的技术必然有新的文化与其相适应, 但是新的文化如果没有以合适而缓和的方式取代旧文化的话, 那么这种新的技术有可能会彻底击垮旧的文化形态, 而这可能直接导致社会的崩塌。我们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不是这样一种快速发展的技术。我们经常看到某些观察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充满忧虑, 认为在一个短时期内人工智能可能迸发出终结性后果。因为我们知道, 由于技术加速度的存在, 如果某一次技术变革溢出技术与文化和谐关系的模型, 彻底摧毁文化, 无法将这一技术缓慢地融入文化当中, 那么这一技术就可能成为破坏性的;同理, 技术只会加速, 不会减速, 一次技术变革若成为破坏性的, 那么其后必然也是如此。这样的担忧是非常正常的。实际上, 任何一次重要的技术发展过程中, 理智的观察者和批判者都应该站出来对一种新技术对整体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可能伤害提出他们的看法, 只有这样才可能让这一技术的脚步放慢下来。但问题在于, 技术迅猛发展的脚步很难单纯地被说服, 它会把所有的劝阻视为旧文化的表现, 并将冲破这一阻碍视为革命的必有之义。这种复杂的矛盾关系造成整个技术发展与文化接受的错综关系。

二、人工智能叙事作为调节力量

但一种新技术只有革命性吗?它只会一味前进吗?也并非如此。一种新技术在自身的发展中会产生某种特殊的阻碍, 从技术的外观上来说, 我们会说这是技术的高潮和低谷, 但是, 在任何一次高潮和低谷中, 实际上存在的不仅仅是技术和文化形态的争议, 文化形态其实是其中一个非常执着的部分, 在这个过程中, 与技术直接结合在一起进行相适应的是叙事。如果说文化是与旧技术相适应的状况, 像是保守派, 那么叙事就相对机动很多, 它更像一个立场不坚定的中间派, 技术则是极端革命派。叙事会根据技术与文化之间的力量对比站在某一立场上。在技术快速发展的时候, 叙事会充满乐观的语调, 在社会趋势中总是会对技术发展充满着推波助澜, 总是想象各种美妙的方向, 而忘记了一种趋向并不是一直沿着某个已经展现的方向一往无前的, 它往往曲折变化, 不断开辟自己的道路, 从无特定之规, 所以, 任何一种技术的发展, 应该小心翼翼地由社会团体共同打造。但是, 每一种技术都具有不同的条件, 产生不同的状况。比如说, 19世纪以前, 最具有文化传播权力的是土地拥有者或者政治权力拥有者, 而19世纪末以来, 电力逐渐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部分, 慢慢成为文化的技术特征, 电话、电视成为更让人注目的技术发展, 同样也造就了新的传播方式, 它非常迅速, 给我们带来的是迅捷的交流和传播。报纸、印刷、电视、电影等工业文化才真正起飞, 整个社会传播比以前快了许多。在这样迅捷的交流和传播中, 传播主控权依然掌握在企业主手中, 他们控制着整个传播文化, 但是个体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也在慢慢上升, 传播权力得以分散。可以说, 电力文化相较其前的文化已经相当进步, 但与现在的互联网技术相比就显得非常缓慢了, 除了关键性的政治、经济消息, 一般性消息还有比较严重的滞后性。互联网时代的电子影像传播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社会行为方式, 更迅速、更具有冲击力, 我们甚至发现了反向传播的可能性, 传播控制者的权力被这种反向的传播所削弱。受众群体中也可能出现某个短暂的主宰传播的受众。

可以看到, 新技术带来新的传播和理解世界的方式, 这样的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实际上, 当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的时候, 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和不稳定性会变得更加明显。而由于多点传播所展现的特征, 我们就会为了争取其他的受众关注而采取特殊的方式以展现自己的观念。只有强烈的褒贬才能达到吸引关注的目标, 因此, 不断升级褒贬强度成为一个基本的传播手法, 比如极度推崇人工智能或极度贬低和怀疑人工智能, 认定其为欺骗。只有保持这样的褒贬强度, 才可能激起社会受众的崇敬感或焦虑感, 进而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任何夸大其词, 最初总是大义凛然、颇怀正义的, 但这是一种表演性的正义性, 因为它保证了传播效率。同时, 这种多源传播在保证了平等权利和公正之时, 同样增加了信息源的不确定性。大家都在追求快速, 都在追求被关注, 因此当一个新技术能够对我们的未来造成特殊影响的时候, 所有的新媒介上的信息传播源, 都将夸张性的推崇和质疑发挥到极致, 以引发更多受众的阅读兴趣。

实际上, 对于任何一个新技术, 起初其实只有少数科学家理解它的技术含义, 但理解技术含义只是奠定了这一技术实现的基础, 并不直接等于技术的实现, 它还需要社会投资和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一同发挥作用。一种技术的起落规律超出任何一个个体的理解和把握, 包括科学家个体, 而且技术的成熟与技术的投资并不是同步的, 存在高潮期和低谷期。当然, 技术的短暂失败对于技术发展来说并不是一个难以忍受的事情, 相反, 可以让研究者和社会观念有一个时间和机会吸收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 调整方向, 以利于进一步发展。对商业来讲, 这种失败是难以承受的;对于科学来说, 这种失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 会通过更多的科学研究来开辟方向。

社会叙事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叙事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浮躁, 它与整个技术发展和文化状况是相适应的, 它不是由某些不明真相或者深怀恶意的人所做出来的, 而是包含着整个社会对它的真诚期待。在这一真诚期待中, 不免会将技术的实际发展与乌托邦式期待混为一谈, 甚至某些技术研究者也可能产生不切实际的乐观情绪。因而, 在这样的叙事中, 既包含叙事的夸夸其谈, 又包含对未来乌托邦期待的真诚。科学技术进展的过程并不像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客观精密的研究, 在整个过程中, 新技术打破旧技术, 同时也是新文化打破旧文化, 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社会叙事手段的运用。拉卡托斯提示, 大名鼎鼎的牛顿和牛顿派在兜售其经典物理定律的时候, 也不是完全使用科学论证, 而是有的放矢, 在很多时候使用了特殊的非科学论证手段, 以保证自己的理论占上风, 最终结果当然是证明了牛顿理论更具有解决问题的积极倾向, 但这是竞争结果, 在竞争过程中, 武断的理论叙事和理论阐述策略同样引人注目。⁵ 从科学史中可以看到, 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被技术研究、文化、叙事等各种力量所推动, 其中核心当然是技术, 它造就了叙事和文化的样态, 我们以往更关注技术, 而忽视了与这一技术相适应的社会叙事方式和文化调适过程, 其实在技术变动期, 技术、叙事、文化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冲突和调适融合是极其激烈的。

三、人工智能叙事的消极性

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者相对来说是冷静的, 而人工智能的叙事者则显得热情百倍。从技术角度来看, 人工智能暂时还是一个工程项目, 任何一种人工智能的本性其实是一种智能机器, 而且它的机器特征极其明显, 不可能透彻分析人的智能的所有秘密, 只能将人的某一能力, 甚至是某一能力的某一个片段, 通过复杂的程序设计实现出来。而目前的社会叙事, 却将这一人的能力片断认作人的能力整体, 这实际上是把应用型的人工智能机器当作通用型的人工智能来对待。这样一来,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叙事与技术之间的巨大张力, 并且将技术幻化为某种奇异化的未来文化形态的基础。这看起来无论怎样都是错误的, 但文化的奇异性在于, 它并不总是依赖所谓正确的方式来为技术开辟道路, 并对社会文化心态进行调适, 以适应新技术的快速发展。

这样的文化调适是一种特殊的训练, 它通过科幻作品和电影不断刺激我们对未来的感知, 并在这种想象形式中将技术发展与无限遥远的未来对接, 虽然这些是不真实的, 而是技术趋势鼓舞下的某种特殊未来, 叙事性未来, 它看起来先进, 但其实不堪一击。而目前的人工智能发展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此类情况, 比如某些科学家对自己创造的人工智能进行吹嘘式的宣传, 以刺激社会投资, 引发公众兴趣, 这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公司发展壮大, 而不是遵守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比如机器人索菲亚。这种宣传性的做法短期内会刺激公众的兴趣, 引发社会性关注, 吸引投资, 但同时, 社会兴趣会被无限调高, 一旦人工智能无法达到它所许诺的高度, 曾经的成就皆化为笑柄和欺骗, 技术的寒冬就可能来临。人工智能的寒冬可能就要到来了,⁶ 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技术发展的“自然”过程, 我们只有在事后才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而在过程中, 我们会奇怪为何整个社会叙事和技术研究会如此不冷静, 但这是各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甚至可能是必然结果, 它一点儿都不新鲜, 不断变换面具上演, 但当我们都是演员的时候, 从来都是入戏的, 会忘记这一点。

在社会叙事不适当地刺激社会想象的过程中, 无论是技术公司、媒体还是我们这些观众其实都是获益的。技术公司需要投资、媒体需要关注度, 而社会观念需要乌托邦, 三者在新技术发展问题上是合拍的。但这毕竟不能持久, 某一公司得到了好处, 但可能伤害了整个技术前景。比如机器人索菲亚获得某国国籍, 以及它在各种媒体上的表演, 都是技术与媒体的合谋, 虽然在技术上是极其伟大的, 但距离展示给我们的那个技术高度还太遥远, 那个显示出来的技术高度更多的是技术公司与媒体的合谋, 通过不适当地刺激社会想象形成的幻象, 一旦人工智能技术无法满足观众的乌托邦之欲, 低谷时刻就会迅速到来。阿尔法狗的超强运算能力, 写诗的微软小冰, 包括绘画, 包括制造音乐, 这些人工智能在社会叙事中都存在某种不恰当的吹嘘。当这些人工智能公司鼓噪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时候, 它就成为我们的召唤, 同时, 也不断露出马脚, 无法完成承诺, 这时, 公众的热情会迅速冷却下来, 乌托邦幻象破灭, 负面的评价会迅速布满媒体, 社会投资迅速枯竭, 技术发展举步维艰。可以想象, 这样一种技术寒冬必然出现, 因为公众对它不再信任, 而社会投资会视其为骗局, 技术的进展自然就会慢下来。目前普遍存在的所谓人工智能将要取代人类的这种忧虑, 只是目前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积极情绪下刺激出来的一种消极文化心态, 它假定技术一帆风顺地发展, 迅速达到人类智能的高度, 两种智能不能兼容, 所以人工智能必将消灭人类。这看起来是人类的“恶托邦”, 但它不过是我们的一种社会叙事和文化想象, 真实情况如何发展其实还未可知。我们只知道, 各种技术观念和文化观念是相互竞争的, 既不存在技术一往无前地发展, 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社会叙事和文化想象, 三者总是以各种错综复杂的方式纠缠在一起。

然而无论怎样, 揭穿披上技术发展外衣的叙事泡沫总是有利于技术进一步发展的, 同时, 也有利于社会叙事、社会文化与技术发展之间的调适, 逐渐发展出与技术发展相适应的文化形态。所谓的技术泡沫其实不是技术本身的泡沫, 而是与技术相关的社会叙事泡沫, 从这一角度来看, 技术泡沫并不可怕, 或者说从技术的整体发展来看, 技术“寒冬”其实并不完全是坏事, 它不过是技术发展起伏中的一环而已。因而, 技术泡沫虽然离不开社会叙事的鼓噪, 但这一鼓噪并不像它表面上显现的那样只具有消极不利的一面, 它以特殊的负面性质给我们带来正面的警醒。一方面, 我们处于技术泡沫中的时候, 应该努力刺破这一泡沫, 剥离社会叙事的鼓噪, 但这往往并不能立即奏效, 这是社会趋势决定的;另一方面, 如果我们与技术发展拉开一些距离, 离得远些, 就会看到, 技术泡沫和社会叙事并不直接伤害技术的发展, 相反, 任何一种技术刚刚出现的时候, 作为一种新技术, 它必然借助叙事泡沫博得社会投资的好感, 进而推动自己的发展。让我们模仿马克思的经典话语:“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 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 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 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⁷ 这里略加改动, 一种新技术总是以两种面孔出现, 它刚开始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笑剧, 当它再次回归之时, 无疑带上了严谨的科学精神, 这时, 它是一场技术的正剧。当公众都认定技术泡沫的时候, 它其中所蕴含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依然鼓动真诚的科学家和公司, 不断在技术上发展它, 使其更具有实际用途, 这时可能发生技术的复苏。但是, 那时的人们会对技术抱有比较冷静的态度, 相对客观地看待它。

人工智能技术也会如此。虽然我们知道通用人工智能暂时无法实现, 可能未来两三百年都如此, 但我们依然产生一个正常的忧虑:两三百年之后, 人工智能也许真的会取代人类。这样的忧虑其实是不恰当的, 因为在这两三百年之内, 我们人类自己的文化心态都会发生改变, 包括对待人类自己的身体和心灵的态度可能全部会发生变化, 人工智能也并没有快到让我们无法适应的地步, 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两三百年的时间来改造人类文化。人工智能很可能在这段漫长时间内与人类相结合, 成为与我们人类相互融合、相互适应的形态。至于说人工智能是否能够取代人类, 这不是我们能够做出肯定或否定回答的一个问题, 更可能的是, 它是一个假问题。

四、人工智能的文学叙事与社会叙事

在文学和虚构当中, 我们可以驰骋想象, 建构一个未来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 人类与人工智能为伴或为敌, 展开一系列故事。但是就人工智能科学来说, 单纯想象似乎于事无补, 最重要的是实验的精神, 以小心谨慎的探索, 将人工智能向前推进, 或者将人工智能推广到各个社会文化领域。而文学能干什么呢?文学似乎什么也干不了, 除了提供一点可怜的虚构!或许文学的虚构也还有一点点作用, 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可能实现的苗头, 也就是说, 在文学当中存在着一些描绘, 它激起科学家研究的热望, 甚至可能实现这一描绘, 无疑, 这给文学描绘蒙上一层可贵的预示未来的表象。当我们看到某种文学梦想变为现实, 不可避免地让我们产生惊讶之情, 并认为这一现实化是科幻作品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是很不幸, 这样的预测论观念是错误的。科幻小说从来不预测未来的情况, 即使我们从某些科幻作品中看到如在眼前般真实的文学描绘。比如克拉克的太空漫游系列作品对宇航操作系统如同操作手册般的描绘, 甚至克拉克成为宇航工作的顾问, 但这并不能说明科幻作品就是以未来情况的实现为主要目标的。我们不如说, 这种未来的实现其实不过是作品的一种噱头, 依赖这样的一个噱头, 我们发现科幻作品具有奇特的能力和魅力, 因此刺激整个的社会阅读发现科幻叙事作品的其他内涵, 这是科幻作品独特的魅力。我们从来不要忘记科幻作品是一种文学类型, 它具有自身的一整套的写作程式和叙事方式, 它与科学发展和科学预测没有任何的联系。勒古恩明确指出:“预测只是科幻小说的一个元素, 并不是这场想象游戏的全部意义。”⁸

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文学虚构的力量既不像预测未来那么大, 也不像空虚无用那么小。如果说到用处, 它其实并不仅仅存在于文学作品中, 满足一下我们对未来的想象, 它更存在于目前关于人工智能的社会性讨论中, 我将它称为社会虚构叙事。社会虚构叙事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概念。它不仅是一种社会事实的叙事, 还包含着各种想象成分, 我们往往忘记其中想象和虚构的成分, 认为这些是基于事实的,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事实往往融合虚构, 虚构成为社会事实的构成性内涵。它往往通过舛误的论证方式进入社会叙事, 并仿佛如同对待事实一般将其说出。在我们目前所有关于人工智能的讨论中, 就奇妙地存在这种特殊的状况。我们并不是就一个事实来谈论, 或者不是就某个整体事实来讨论, 而是在整体的事实当中展开我们的想象。在漫无边际的想象中, 我们发现未来对我们是可怕的, 或者又可能是友好的, 因此我们有了对人工智能的悲观或乐观的情绪。这些情绪存在于时下绝大部分对人工智能的讨论中, 包括某些科学研究者也推波助澜。举个例子, 在前段时间, 一个美国的实验室声称发现两个人工智能机器用人类不能理解的语言进行了沟通,⁹ 这一沟通是一个非常奇异的事件, 它是否就标志着两台电脑已经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脱离人类的控制, 进行沟通和交流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仔细想想这个概念, 就发现非常奇特, 什么是人类不能理解的语言?存在着某种人类不能理解的语言吗?我们姑且把它预设为一种机器语言吧, 但是, 所有的机器语言, 就其原则来讲都是人类制造出来的, 如果两台电脑之间的通信联系能够脱离开人类所有的程序规定, 那么, 这才是一种特殊的、有点自作主张的通信联系, 但问题是, 既然是人类建造的规则, 那么它必然是可解的, 暂时无法理解只能说是时间问题。这条新闻奇妙地利用了一种社会语言的选项功能将某种通信方式假设为, 甚至是虚构为某种语言交流, 通过概念性的偷换, 让我们以为这两台电脑可能具有了高度自主性的人的能力。这其实是叙事产生的奇迹。无论事情发生的是什么, 对这则信息只要进行一些表层的概念分析工作, 其实就能够发现, 这不过是一则虚假的信息, 但是它却充分刺激了社会想象力, 借助想象力的充分发挥, 虚构出特殊的人工智能将获得自主意识并脱离人类控制的系列想象。这一想象充斥于社会叙事的方方面面, 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一连串的概念偷换工作, 如何澄清这些概念偷换, 是社会叙事分析的应有之义。

但我们也要看到, 这些概念偷换并非全无道理, 也非一无是处。某些概念偷换可视为概念改装, 这种情况广泛存在于某一概念转运到另一领域的过程中, 不是出于概念本身的错误, 而是由于概念所依赖的状况还未成熟, 所以导致概念使用的暂时错位。但这一错位却让我们看到一种新的社会状况的可能性, 新的社会变化的到来。这些新变化通过社会虚构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 成为突出的社会文化现象。只是这种关于未来的想象往往会被未来的现实击碎, 正好像过去的现实被现在这一时代的想象所击碎一样, 但我们从来不会停下想象未来的脚步, 因为在未来想象中, 包含着我们对当下社会缺陷的不满, 以及对技术发展的期许, 它对当下社会文化的塑造力极端强大, 我们从中感受到未来的可能发展, 并且让我们有所依据, 不断调整文化的整体基调。文化的基调相当复杂, 它包含着未来的期许, 也具有自身的惰性, 所以它习惯于沿着既有轨道行进, 而未来的想象有利于调整这一行进轨道, 在一种技术还未真正发挥作用的时候, 就已经进行社会想象性调整, 以适应这一技术的发展。这是社会叙事的特殊之处。

人工智能的技术、文化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技术无疑是文化和叙事的基础, 如雷蒙·威廉斯所说:“技术即文化, 修养和社会关系的改变皆基于此。”¹⁰但是, 文化、叙事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绝不是亦步亦趋的, 它们之间总是充满复杂关联的。在人工智能来临的时代, 我们不仅要关注技术的发展, 还要关注相关社会文化和叙事的变化, 以批判的方式面对人工智能叙事, 从中发现叙事与技术的积极关联, 同时也防范消极联结。人工智能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良性关系离不开叙事, 只有理性地对待三者, 厘清各自界限, 才能使其互相促进, 降低技术快速发展所导致的文化震荡。

注释

[1] A.M.Turing,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 Mind, 1950, 59:p.433.

[2] B.Jack Copeland, Essential Tur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4, p.420.

[3] 詹姆斯·巴拉特:《我们最后的发明:人工智能与人类时代的终结》, 闾佳译, 电子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 第Ⅻ页。

[4] 勒庞:《乌合之众》, 陈天群译,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第20页。

[5]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 兰征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第276—277页。

[6] Filip Piekniewski, AI Winter Is Well on Its Way, https://blog.piekniewski.info/2018/05/28/ai-winter-is-well-on-its-way.

[7]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668页。

[8] Le Guin, Ursula, Left Hand of Darkness, Ace Books, 1976, preface.

[9] 《俩机器人自创语言对话吓得研发者赶紧关停项目》, 搜狐科技新闻, 2017年8月3日, http://www.sohu.com/a/161975955_617717。

[10] Raymond Williams, “Utopia and Science Fiction”,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Vol.5, No.3 (Nov., 1978) , p.207.

（推文编辑：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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